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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现实里，这位47岁的深圳单亲妈妈，也不得不勇敢起来——名下存款不到1000元，背负140余万债务，抚养14岁的女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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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8日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呼勇破产，这是全国首宗个人破产清算案件，呼勇也成为全国首个“破产人”。

　　根据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，考察期内，呼勇需接受破产管理人和破产事务管理署的监督，每月申报个人收入、支出和财产状况等信息，除扣除每月必要支出外，剩余收入全部用于偿还债务。在通过3年至5年的免责考察期后，可免去剩余债务。

　　当天，呼勇戴着黑色帽子，用口罩把脸捂得严严实实，签收法院的裁定书。她背对着媒体的镜头，“我以前是离法律很远的，有点怕它一样。但突然觉得它的威严后面，透露出温情。这对我和孩子来说，是一种解脱。”

　　下达裁定书三天前，呼勇在朋友圈发文：“曙光在望，希望就此别过至暗时刻！不惑而知天命，痛过而生，才懂天道好轮回！不急，还有余生细品。”

　　“我只希望安安静静生活，我们娘俩够吃饭就行了”，她对新京报记者说。

2021年3月1日，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挂牌成立，这是全国首家个人破产事务管理机构。广东省司法厅官方网站截图

　　屡次创业失败的“破产者”

　　11月14日，呼勇告诉新京报记者，她是教师出身，曾创办一家主营辅导业务的公司。2016年因所在商场倒闭，公司不得不关闭。

　　据媒体报道，3000平方米的场地，花了200万装修，每月有20万左右的固定支出，缺乏经营经验的呼勇一直在亏损。

　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显示，公司关闭使呼勇背上了480多万元债务，其中包括两家商业银行借款275万余元、信用卡借款30余万元、朋友借款90余万，经营贷50万元以及利息、违约金等。前述借款均用于公司经营，因公司规模小，无法用公司的名义申请贷款。呼勇在2018年卖掉了唯一住房，260万元卖房款全部用于偿还债务，之后她坚持还贷，但至今仍欠100多万元。

　　但呼勇似乎并不甘心。

　　新京报记者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中发现，2019年11月，呼勇又与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签订租赁合同，场地用于培训班授课，每月交纳场地使用费及物业管理费5389.87元。

　　截至2020年1月31日，呼勇都如期交纳费用，但新冠疫情又让事情发生变化。当年2月开始，受疫情影响及管控需要，她开办的培训班一直未能正常授课，因此也未能支付租金。当年6月18日，双方因拖欠租金问题协商不成，于当日解除租赁合同。

　　其后，呼勇被告上法庭。她在庭审中说：“我失去了办公场地，学生流失，失业在家，也失去了生活来源。”

　　9月28日，因原被告均称没有场地房间钥匙，在双方见证下，法院工作人员委托案外人撬开门锁。

　　曾指望开办培训班东山再起，但当时留给呼勇的，只剩一台空调、数张桌椅、两个木柜、一部饮水机和三块黑板。

　　有媒体称，这次创业失败后，呼勇又靠做家教维持生活开支并勉力还款。

　　但呼勇告诉新京报记者，今年的“双减”政策下，这也不能做了。

　　2021年3月1日，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开始施行。6月9日，呼勇向深圳中院提交个人破产清算申请，为证明其破产、财产状况等事实，她提交了破产申请书、破产原因和经过说明、财产报告、债权债务清册等。

　　深圳中院认为，呼勇因生产经营损失导致负债，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且在破产程序中遵守个人破产条例规定的相关义务，符合宣告破产的条件，于11月8日宣告呼勇破产。

11月15日，深圳国家动漫画产业基地，2019年末至2020年初，呼勇曾在此租赁场地开办补习班。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

　　“诚实而不幸”的单亲妈妈

　　11月14日，呼勇被宣告破产的第7天。

　　这天中午，她给女儿买了一小兜水果。上高中的女儿独自在家，她敲了敲门，“宝宝，是妈妈，别怕”。进屋后，她又很快反锁上门。

　　这或许是这些年来，她们母女相依为命的缩影。

　　呼勇留着一头短发，说话不紧不慢，说话时都客气地称人为“您”。2016年公司面临关闭时，利益方以为她要逃走。雇人上她家，当着9岁女儿的面打了她一顿。

　　“这么多年了，孩子一个人跟着我，就是这样承受过来的”，呼勇说。偶尔有个快递，也都是放在楼下大堂，“没有任何一个男性，进入过我们家”。

　　此前，深圳中院破产法庭庭长曹启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以促进诚信债务人经济再生为立法目的，保护的是诚实但在生产经营、生活工作中遭遇不幸的债务人。“让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能够得到‘重生’”，他说。